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花了很大的精力与财力，组建了德国顾问团，并希望借此加强与德国的官方往来，但鲍尔和克里拜尔的到来，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20世纪30年代初，伴随着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借鉴德国经验”的呼声在政坛很有市场，蒋介石开始考虑改组德国顾问团。

1930年初，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朱家骅通过中国驻柏林使馆邀请德军名将鲁登道夫来华出任总顾问，鲁氏本人虽然倾向同意，但德政府方面以他名气太大，来华将造成外交上的麻烦，要求他不得同意。

不久，在鲁登道夫的推荐下，与德国总统兴登堡政见不和的乔治·佛采尔(GeorgWetzell)（又译魏泽尔)中将几经考虑，终于同意来华接任顾问团的工作。

佛采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德国陆军参谋本部作战处处长，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富有实战指挥经验。

他与当时的陆军部长塞克特将军交情颇深，很受塞克特赏识。1926年，经塞氏推荐出任参谋本部陆军军务局局长。

在军事理论方面，佛采尔也有很深造诣，曾著有《同盟战争》一书。因为佛采尔本人具有一定反共和政府的倾向，且与兴登堡总统不和，故而对在国内从政颇感厌倦，正逢鲁登道夫介绍，他便同意来华。

同年5月24日，蒋介石正式发布任命，通告德国顾问团全体团员：

6月9日，佛采尔正式上任。

第一个特殊是：

佛采尔上任伊始，恰逢蒋桂冯阎“中原大战”爆发，中原大地战火骤起。这对于一位厌倦政治斗争热烈向往枪炮战火的职业军官来说，无疑是一个一展身手的绝好机会。他根据大战态势及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作战经验，依照“希里芬应付两面作战原则”，向蒋提出了明确的作战方案，即集中优势力量，首先攻击晋军在山东之部队，解除首都南京所在的江苏省的正面威胁，然后出击陇海路，伺机歼灭冯玉祥部主力，则其他各部不难被各个击破。

蒋介石不仅采纳了佛采尔的作战方案，还要求他与克里拜尔、王恩翰、毛伦霍夫等有作战经验的德国顾问随侍在侧，以备征询意见。

据德国驻华使馆发回德国国内的报告显示，中原大战期间，佛采尔率领德国顾问们全副武装在河南归德前线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忙得不亦乐乎”。

佛氏及其副官邵姆堡（Schaumburg)直接住在蒋介石的专用列车上，与蒋共生死。

德国外交部曾通过驻华使领人员要求佛采尔注意自己曾经是德国军官的身份，约束自己的行为，避免卷入中国内战，贻人口实，但倔犟的佛采尔没有理会。

中原大战结束后，改组后的德国顾问团的工作能力得到了国民政府当局的认可，佛采尔本人更得到了蒋介石的格外垂青。

饶有趣味的是，佛采尔此后在公函文电中的署名头衔，居然从“中将”改为“上将”。第二个特殊是：

在取得蒋介石的信任后，佛采尔进一步向蒋提出了扩大顾问编制的要求，将更多的德国军官介绍到中国。在佛氏任总顾问期间，德国顾问的总人数一度达到70人，南京国民政府的大多数军政机关的工作都有德国顾问参与。

很明显，德国顾问的工作方式有两个致命弱点：

“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被迫下野，由于失去蒋的庇护，各军事机关对德国顾问团的不满情绪逐渐显现。

1932年1月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集“军事整理会议”，徐文宣等提议外籍军事顾问聘约管理一律“由军政部统一办理”，军政部兵工署长陈仪也提出所有现聘外籍顾问之雇用“合同”都应由军政部出面重签，欲借机撵走一部分不满意的德国人。

由于涉及的顾问人数众多，且牵扯到佛采尔本人，军政部长何应钦经多方考虑后决定“暂勿变更”，阻止了陈仪等人的计划。陈仪等人改变德国顾问雇佣关系与工作方式的设想虽然没有达成，但却暴露了德国顾问与中国军人之间的矛盾。

1932年3月间，蒋介石与在野的汪精卫达成“蒋汪合作”协议，共同组成新一届国民政府。蒋介石再次上台，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集中力量去剿共；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负责处理内政与对日外交。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将军事重组与训练工作分交军政部与陆军训练总监部全权负责”，德国顾问们也从属于两机关参与工作。

为改善德国军事顾问团之工作，军事委员会于1932年9月1日召开了临时会议，在讨论了17件有关改革意见书问题的基础上，通过了“改良军事顾问之运用以期增进效力案”，明确了改革顾问聘用办法的原则，总的要求是降低聘用规格，合理调整待遇，严格选择人员，加强考核管理，淘汰冗员，不必限定国籍，以实际工作需要为标准，以增加工作效率等。

佛采尔对军事委员会关于改良德国顾问聘用管理采取了抵制态度。1933年7月7日佛氏致函蒋介石，以并无法律依据为由，全盘拒绝军事委员会的命令。

佛氏强调，德国顾问只效忠蒋介石本人。

佛采尔只效忠蒋介石个人的表态收到了效果。1933年9月16日，蒋介石电令参谋本部：“军政部顾问处改隶问题应暂缓议。”

1934年5月18日，蒋颁发手谕：“兹令各处德顾问以后改属于本委员长直接管辖而受总顾问之指挥”。

军政部顾问处改名为“军事委员会办公厅顾问处”，任命李鼐为该处处长，“转饬所属一体遵照”。

佛采尔出任总顾问后，不仅他本人取得了蒋介石的信任，还将所有在华德国顾问纳入自己的领导之下，将他们组织成为一个只听命于蒋介石的地位崇高的超然团体。正是利用这种崇高地位，这一时期，德国顾问的触角已遍及中国军事的各个领域。

德国顾问对中国军事的渗透，以陆军大学最为典型。

作为中国近代最高军事学府的陆军大学，其前身是袁世凯于1906年在保定成立的陆军行营军官学堂。这所学校从其一开始就受到德国式教育思想及体制的较大影响，学堂督办（校长）段祺瑞曾赴德学习军事，在办学方针上他极力效仿德国，使军校兼具德式特色。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接管了陆军大学。蒋介石以其“作之君”、“作之师”的传统习惯，亲自兼任陆军大学校长，并于1930年将陆大迁往南京，派著名军事学家杨杰主持全面工作。

佛采尔出任总顾问时期，在陆军大学工作的德国顾问主要有：

史培曼、顾德威、史达开、古西都毕业于德国陆军大学，既有理论修养又具实战经验，他们中多数人原系德军中高级军官，林德曼更是官拜德国陆军中将衔，在陆军大学有很高的声誉和地位。

德国教官讲授战术教学课程，从团、旅战术一直讲到师、军、集团军战术，比较注重战略战术态势、地形影响及时间、空间相对关系，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地空结合，高速立体进攻，速战速决。

这些都是以德国优势工业基础为前提下的德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验总结，对中国学员来说，内容新鲜，极有吸引力，传达了世界先进军事技术信息。

但对当时中国落后的工业基础及低劣的军队装备现实而言，又有不合适之处，加之译员口译影响教学效果，以之长见识或有余而实际意义则不大。但是德国顾问们亦另有其长处，这就是他们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无论课堂讲授或图上、现地作业，他们都能方法灵活，随机应变，不受教材次序限制，常常令学员们“即题作业”，将学员分两大组编成红蓝两军进行图上或现地对抗，方法生动活泼，寓教于实际演练，使学者颇受启发，学员们将德国教官教授之战术习惯称为“小战术”，以区别本国教官所指导之战术教学。

史培曼与古西等经常开展此种“小战术”演练，让学员自己充当对阵两军指挥官，各按其设计战斗，胜败之余，加以评说，指出利弊，再推倒重来，有时他们也分任红蓝两军指导，不断根据演练情况提出新问题，补充推演，使参练学员收一举多得之效，直至完成预定科目，最后由顾问教官出面评判，考评得失。

德国顾问在陆军大学的应用战术教学，基本教材为据《联合兵种的指挥与战斗》一书改编而成的《军队指挥》一册课本，是完全德国化的讲究集中优势兵力快速进攻的方法，注重在战斗中发现有利战机并及时扩大战果，掌握战斗主动权。“以优胜劣”一举取胜。

这并不太适合当时中国军队实情。但其中也有一些思想，如防御战中的持久抵抗思想，保存力量避免硬拼的方法，仍不失为以劣势对抗优势的有效战法，后来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不无参考作用。

古西在教授大军统帅课程中，善于运用战史战例为据，深入浅出地阐明持久战略、歼灭战略及内外线作战等原则方针，他曾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东普鲁士战场与兴登堡指挥战役为例，说明以攻为守，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而达持久战的目的。

但古西讲课只注重个别战例史，缺乏高屋建瓴的概括分析，且教学时多采注入式，中国学员对外国人名地名又不熟悉，对古西教授内容久之生厌，其效果可想而知。

林德曼中将是德国军界著名将领。林德曼在陆军大学教授炮兵战术，主要内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在凡尔登战役及后来阵地战中施用过的炮战经验，他要求炮兵战前要有充足的准备，时间从一周到半月、一月之久，从弹幕掩护射击、阻击射击、逐次射击到集中射击、破坏射击、交通遮断射击，分类清楚讲解详细，但这种炮兵战术也需要雄厚的装备物资基础作保证，且在战场上难收奇袭、急袭之效，不太适合中国当时国情，并且与战术教学课程相脱节。德国教官之间缺乏有效的教学合作由此可见一斑。

史太邱教授空军战术，十分注重进攻及赢得制空权，发展轰炸、驱逐能力，并以轰击对方基地或航母达成阻止敌机空袭之目的。为此，德式空军战术仍强调拥有强大的国防工业基础，在战争持续阶段，空军有不断获得飞机、装备补给的能力。同时也可利用民航储训飞行员后备力量。史太邱强调空军的主要任务是攻击炮兵有效射程之外的敌后方，以低空飞行掩护地面步兵及坦克攻势。对敌方起威慑与杀伤作用，尚未涉及空降、空运等课目内容。

在装甲兵战术方面，皮尔纳讲课水平不太高，多为讲解一些“的塞尔”发动机知识，而奈维格的“机械化战术”课尚能吸引学员。麦次纳讲授化学战，战术与技术结合，又是一门“新学问”，对学员吸引力较大，他善于分析糜烂性、室息性多种毒气之战略战术运用效果，多数也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战地经验。

总之，德国教官在陆军大学担负了很大一部分教学任务，通过他们的教授，德国的建军理念、军事教育方式、战略、战术方针等逐渐在陆军大学得到灌输，俨成风尚，一些土生土长的中国学员开始变得洋腔洋调，“开口兴登堡、闭口坦仑堡”，并由此增进对德国的好感，滋生一批“崇德”军官。

尤有进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许多对德国抱有好感的军官被分配到中国各军事机关和作战部队后，中国军界的“崇德”或“亲德”因素将会得到强化。

例如：

杨杰在与学员们分析苏德战争中的历次战役时，总是站在德军角度分析，很少从苏军的立场考虑问题，恰好反映中国军界的一批人士的“德国情结”。

在开始阶段，德国政府对于中国聘请德国顾问团之举心态较为矛盾。德国国防部希望通过在南京的德国顾问，加强对中国的渗透，达到“迅速占领中国市场”和“获取中国战略原料”的目的，而德国外交部为了避免刺激列强、减少破坏《凡尔赛和约》之类的口实，则极力反对向南京派遣德国军事顾问团。直到佛采尔出任总顾问时，德国政府的态度才有所改变。

佛采尔来华时，仍为魏玛共和政府的现役高级军官，与德国政府高层人士如国防部长、陆军总司令等均保持密切关系，为了使他能够来华，国防部特批准给假，让其离职在编，以备回国后再任新职。

很明显，德国国防部对于佛采尔来华就任总顾问，采取了支持的态度。

国防部的官员们深信，佛采尔过去曾负责德俄军事合作，对此项工作具有经验，他来华后会促进中德合作。佛采尔正式就任总顾问后，为了及时与德国国内各方联络，特派顾问团成员毕格曼中校(Brinkmann)为其代表，常驻柏林。

需要指出的是，德国国防部并没有将有关情况通报外交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佛采尔和他的顾问们在中国的行动，一度曾受到外交部的干扰。

1932年2月20日，日本向上海发动了新一轮进攻。德国驻华公使陶德曼获悉佛采尔将应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之邀于次日前往上海后，力劝佛采尔取消上海之行，以免有参与中方对日作战之嫌。

4月21日，佛采尔总顾问为国民政府起草了一份关于日本行动目标的报告，强烈谴责日本的强权及其长期以来企图霸占亚太地区的野心，认为抵抗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这份报告引起了德国外交部的忧虑，他们再次向陆军统帅部指出，尽管德国外交部已多次劝告，但佛采尔并没有采取克制态度，因此德国外交部请求陆军统帅部向佛采尔提出警告，以免影响德日关系。外交部甚至提议统帅部考虑取消佛采尔在国外逗留的资格，并对其实行监视。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东北军撤入关内。佛采尔以为蒋介石要将东北军整训、改装，重新配备，以之做未来抗日的主力军，故而极力想让德国军火商来承揽这笔大生意，动员德国退役将军法肯豪森来华出任张学良的“总顾问”，“先入为主”。

他在蒋介石、张学良面前极力游说，得到了两人的同意。但德国驻华公使陶德曼却对此持有异议，他认为第一，南京政府目前无财力也不可能重新装备东北军；第二，东北军与日本有深仇，日后将不免对日作战，德国势力介入中日战争将是自找麻烦，这不但使德国有干预中国内政之嫌，而且会引起关于德国援助中国抗战的外交纠纷。

故而他坚决反对法肯豪森来华就职。由于陶氏的反对，法肯豪森亦谢绝来华为东北军服务，最后终于使此事成为泡影。

1933年初，日本继续侵华，出兵占领热河。3月间，中国守军被迫发动长城抗战，反击日军侵略。佛采尔总顾问又率队跟随由他训练的中国第七军北上，参与了“长城抗战”的军事布署与指挥工作，并安排顾问团成员海因茨上尉(ErichHeinse)随同孔祥熙视察热河前线。

德国驻华使馆在获知佛采尔的行动后，向他发出严厉警告，要求他约束自己的行动，避免被日本人指责为德国协助中国对日作战。佛采尔只得向陶德曼保证，德国顾问决不参加前线作战，只是做一些相关的后方防御工作。

德国外交部在多次对佛采尔严厉训示但毫无成效后，已渐渐认识到，佛采尔及其麾下的德国顾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得到了德国国防部的默许。

与此同时，驻华公使陶德曼来到中国后，通过与顾问们的接触及对中国政局的观察，也渐渐改变了对德国顾问团的看法。

1933年3月24日，佛采尔在“长城之役”进入尾声之际，向中方军事当局呈送了一份《对攻击侵入热河日军我国应取之军事行动之意见》的报告。

日方后来侦悉了这个报告，日本驻华公使有吉明据此向德国驻华使馆提出严正交涉，但陶德曼却宣称，尽管他与德国在华军事顾问毫无接触，但依然认为顾问们绝对不会对日本构成任何威胁。

如上所述，佛采尔出任总顾问后，德国方面对待德国顾问团的态度已由矛盾、犹疑转化为默许和暗中支持。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