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心里一亩一亩田，每个人心里一个一个梦”，很多人会在心里种一颗种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很多人会向往诗和和远方。

但很少人会来到农村，亲手种上真正的农田；很少人会返回原点，在梦开始的地方重新圆梦。

很多人会在“开心农场”虚拟农耕，很多人会选择互联网电子商务创业创富。

但很少人会年纪轻轻回乡重当农民，很少人会面朝黄土背朝天，期待就此耕耘成功。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良田陌上，年年累累硕果（点此回顾更多种粮人报道）。

孙建龙

孙建龙的农田和加工厂。

“你不知道，整张脸就剩一副眼镜。”回想前段时间的收割季，孙建龙苦笑着说，灰头土脸，又痒得要命。

对种粮12年的他来说，这一切早已习以为常。

在这一行里，孙建龙算得上“年轻人”。2008年，他被父亲半哄半骗，拉回老家种田，这一决定让不少同龄人不解。

如今，皮肤黝黑的他坐在田地旁的办公室里，谈起更多的，是对土地的感情。

回家种地

“好好念书就能走出农村，去城里上班；不好好读书，只能回家种田。”在孙建龙的记忆里，种田，是老师用来恐吓学生的。

孙建龙的前二十年，似乎也应验了这句话。初中毕业后，他没有继续学业。半是对回家种田的抗拒，他一个人闯荡城市，在工地做施工员。

干工地是个辛苦活，冬天睡在彩钢房，冻得人直打哆嗦，每个月只有一千多块工资。但那时候孙建龙觉得，总比种地强。

回家种地，是意外，更是无奈。

他18岁时，父亲又承包了湖州村里130多亩土地，做农机化服务——所谓农机化服务，就是开着拖拉机帮周边村民耕地。父亲忙不过来，想让他回家帮忙。

面对父亲和亲戚的轮番轰炸，孙建龙只能接受。他没敢声张，成为周遭同龄人中唯一在家种田的，很没面子。

但回到这片从小亲近的土地上，孙建龙开始展现隐藏的天赋。

学拖拉机，其他人要三四天才能摸到门道，他半天时间就上手了。之后，他更是很快地掌握了收割机和插秧机的操作技术。

孙建龙在操作收割机。

刚下地那会儿，孙建龙三天两头吵着要回厂里上班。为了让儿子老实在家，父亲又给他买了台电脑。他内心依然躁动，还是向往城里的生活。

那年5月的一次收获，改变了他的想法。

那是他第一次和父亲出工。在太湖边一个村子里，父子俩开拖拉机帮村民耕地，一天就赚了2000元。孙建龙很兴奋，“在工地上一个月也赚不到这么多钱。”他第一次觉得，干农活也很有奔头。

种田也是个辛苦活。忙完家里的百来亩田地，还要再开着拖拉机接活。

冬天，坐在没有顶棚的拖拉机里，零度上下的气温加上呼呼的北风，吹得人发僵。“几个小时下来，眼睛鼻子都没了知觉。”

多数时候，早上4点，天不亮，孙建龙就得出门。一直干到晚上天黑才能回家，吃饭就在田里，将就着扒几口饭。农忙的时候，为了能多排几户人家，他宁愿通宵，多赚些钱。

耕地的拖拉机

最多的一次，两父子在湖州长兴县连着干了4个通宵。“请我们去的种粮大户都看不过去了，劝我们休息。但一个小时就值200块钱，今天休息了，明天就少干一个客户。”

城市与农村，工地与田地，仿佛无形的大手在拨弄他的人生。慢慢地，他开始把心安在土地上。

前几年，孙建龙碰到曾经的中学老师，笑着打招呼，“老师，我现在真的回家种地了。”

“逆袭”的大户

孙建龙有了名气。前年，他受邀到江苏华西村演讲，分享种植水稻经验。

台下黑压压坐着几百号人，他紧张得根本不敢抬头。直到演讲结束，他才发现，大屏幕上一直没全屏播放自己精心准备的PPT。

“从来没想到自己有一天还能上台演讲。”他说。

12年间，孙建龙几乎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农田上。今年，村里又多了不少复耕地，他的种植规模已经超过3000亩。

孙建龙的种植规模超过3000亩。

孙建龙的种植规模超过3000亩。

2011年时，孙建龙所在村进行土地流转，28个生产队一共有2000亩土地，父亲承包了一半。3年后，孙建龙又接手了剩余的1000亩农田，“村里一开始也有疑虑，担心我和父亲忙不过来，但后来有了成效，这田就一直种到现在。”

如今，因为种地，孙建龙竟“逆袭”成同学羡慕的对象。媒体报道的“三农人物”、“湖州乡村振兴领军人才”——各种荣誉纷至沓来，孙建龙很庆幸当初的选择。

可是荣誉之下，与土地打交道的生活，并不是人人都能承受：五六月份抢收、抢种水稻，十一月又要收割、翻耕、补种小麦。一年到头，如此往复。

前几年，有同学提出，想跟他一起搞农业。“来了才1年多，嫌太苦，就走了。”后来听说，同学去了一家厂打工，收入不如种田。

孙建龙的3000多亩土地，骑电瓶车看一圈，少说要一个多小时，孙建龙每天要看四次，“同龄人里，大夏天在太阳底下站两小时都受不了，更别说干活了。”

2015年，孙建龙正式从父亲手中接过种粮的“使命”。

和父辈相比，现在种地对农机化程度和农业技术的要求都要高得多。孙建龙说，他们的合作社，土地面积可能不是最大的，但农机数量一定是最多的。

两代的碰撞

孙建龙喜欢新鲜事物，也喜欢把新鲜玩意儿用到种地上。这种“尝鲜”在传统父辈看来，是“花头精”太多。

父亲求稳，经常训他，倔脾气的孙建龙不听，执意要创新。

2013年，他听专家说起，新出了一台可以打药的无人机，就是售价有点高，要25万元。成本过高，大伙都不看好。

但孙建龙觉得，人工成本水涨船高，无人机也有效率和前景。他苦劝了几天，终于说动父亲，成了浙江第一个引进无人机打药的人。

随后，孙建龙又跑去无锡学无人机驾驶技术，一学就是半年。“现在无人机半天可能就能学会，但当时是纯手动操控，平衡度要求很高，稍微一动就要倒。”

用无人机打药的农田。

各种农机

各种农机

各种农机

引进无人机三年后，孙建龙的大胆实验终于成功，从50亩、100亩慢慢普及到所有农田。现在，孙建龙的无人机作业，每天能覆盖400亩农田，要是换成人工，少说也要几十个人才能抵得上。事实也证明，无人机打药的效果和人工相差无几。

这项应用开始推广开来。无人机价格逐年下降，以前那些不看好的种粮大户，也都纷纷入手。

孙建龙从不把自己捆绑在地里，有什么新机器、新品种、新技术，他就会走出去，去观察，去学习，紧跟时代发展。

在他的地里，经常可以见到一些研究所或厂家的示范点。新研究出来的条播、收割机等设备，也都会在他的地里试验。

“现在种地和以前不一样了，技术性问题比较多。”孙建龙说，比如做一些生物质防控，以前防病虫害要打七八次药，现在就打2次，成本下来了，品质却提升了。

高产到高质

这两年，孙建龙渐渐发现，活跃在田埂上的人群中，有了年轻的身影。“以前参加农机培训时，和我在一块的都是五六十岁的老人家，根本看不到年轻人。”

越来越多年轻人回归农田，他们把互联网、品牌等新理念带进来，让传统的农业迸发新活力。

从父亲手中接班的孙建龙，没有像父亲那样一味追求高产，而是萌生了品牌意识。“过去销售稻谷，现在要销售大米，提高经济效益。”孙建龙说。

2015年，孙建龙成立了自己的粮食品牌，在上海、杭州也开了线下门店。

孙建龙的大米加工厂。

自那以后，如何提升品质，成了孙建龙思考最多的问题。

2017年，孙建龙开始引进稻鱼共生技术。在水稻田里养黑鱼，粪便又能肥田。“这种田要求不打药、不施肥，大米的价格随着品质提高而提升。”孙建龙算了一笔账，过去2.5元一斤的米，现在能卖到8元一斤，每条一斤上下的黑鱼，还能再卖个20元钱。

2019年，孙建龙又在稻鱼田边上，开出200亩的稻鳖田，今年甲鱼的价格，已经从每斤100元涨到了150元。

稻田养鳖

“我们合作社每年粮食总产量2500吨左右，除去国家订单400吨左右，米票发掉1500吨，剩下的我们就包装成自有品牌，进行销售。”孙建龙想把产品做精，品牌做大。

在孙建龙的合作社墙上，用醒目的红漆写着一句话，“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身为种粮人，孙建龙还一直在宣传节约粮食的理念。

“家里的规矩是，饭吃不完绝不准倒掉，要留着第二天吃”，孙建龙还经常组织亲子活动，让小学生来体验下地种田，让他们知道一粒种子到大米，农民有多辛苦。

家长带孩子体验种田。

一粒种子到大米，种出来不易。

他正考虑从包装袋下手，推出一种新包装——一斤装大米，一家人一天拆一包，一包刚好能吃完，避免浪费。